医易发挥总论(原创)-阳光中医全科医业倡导者甘丽荣

作者:甘丽荣 时间:2009-10-31 16:12:41 人气:

医易发挥总论(原创)

———阳光中医全科医业倡导者甘丽荣

一、易、道、医、科学——宇宙真理无苍桑!

1、一个现代的美丽传说

有一位西方人,去探索一道险峻雄奇的山脉。当他历尽艰辛爬上万仞绝壁之巅时,却意外地发现,有一位东方老人正气定神闲地坐在那里!西方人惊呆了,忍不住问道:你是什么时候上来的?老人淡然一笑,答道:我已经等了你上千年!西方人又问:为什么沿途之上没有你留下的任何痕迹?老人看了他一眼,意味深长地说:通向山顶的路,其实不止一条啊!

2、是科学与“道”的巧合,还是“道”本身很科学!

“此时此刻,在你周围,比原子还小的粒子正在不断地出现又消失。它们凭空产生,又转瞬即逝。没有它们,无论是你,还是整个宇宙都将不复存在。它们被称为虚粒子,是所有科学中意义最深远、也是最匪夷所思的理论——“不确定性原理”的推论之一。”“当不确定性理论在70多年前被首次提出时,它的意义甚致让爱因斯坦震惊。时至今日,它仍然让科学家惊奇不已。“不确定性原理”掌握了关于万物起源的答案,这个答案却似来自虚无。”

这是现代科学关于宇宙起源的最前沿的理论之一,破解虚粒子凭空产生之迷,将是本世纪最尖端的研究课题。在我们看完这篇最新的科学论述之后,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把目光投向二千多年前的那部东方圣典———《道德经》,看看我们的祖先是如何认识宇宙起源的。《道德经》: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有一种混然天成的“物质”,在宇宙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它悄然无声,恒定不变,周而复始,永不停息地运动着,是万物之源。我不知它的名字,姑且称之为“道”吧!

《道德经》:道之为物,唯恍唯忽。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道”这种“物质”,光华闪耀,忽明忽暗。它含有物质,蕴有能量,载有信息。

《道德经》: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世上一切事物皆实在源于潜在、宏观源于微观。即:“无”中生“有”!

看看两者的论述何其相近,简直可以相互诠释!最现代的科技与最古老的文明,如同循环线上的两个点,竟然在历史的某个时刻不谋而合,这究竟是惊人的一种巧合,还是我们的祖先确实有着惊人的智慧?

3、东方人从本质看现象,把握天地,西方人从现象看本质,神游物外。

八十年代,在道教圣地武当山,发掘出一幅《修真全图》,上面明确标示出人体二十四节脊柱与二十四个节气之间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是牵强附会.还是确有联系?有人按照《修真图》所载,做了为期一年的“节气到来时”返观内视脊柱变化的观察。现将十三次观察结果扼要叙述如下:

大雪:86127.农历丙寅年十一月初六。6时零1分大雪。我于550分在家中盘膝打坐.面朝南方,双手平放膝上,闭目,返观内视脊柱。开始感到全身发热,脊柱下部沉麻上升致颈椎.到颈椎最上部(颈椎1),沉麻更加厉害,串至双臂.渐渐缓解.我睁眼看表是6时零5分,分析:此为第—次,观察不够细,体会感觉不多.但是仍能体察到当“大雪”节气到来时.颈椎最上部沉麻很厉害。]

二、冬至:861222日。农历丙寅年十—二月12时零3分。我和爱人—起于ll50分在家中盘膝打坐,面朝南方。方法同上,我开始感到尾闾部酸痛,渐上升至下腰部(估计腰椎5),突然象扎针得气一样,麻麻串向小腹腔内,肠蠕动加剧,肠鸣音可听到;腰部麻痛上移至左腰上方消失,我睁眼看表是1210分。爱人散盘后说,她刚才打坐时也有酸麻沉痛,上串左腰消失的感觉。

分析:这阳“冬至”一阳生,对应人体最下一节腰椎之故?

三、小寒:87年元月6日。农历丙寅年十二月初七,17时零13分小寒。我于下午5时端坐在凳子上,结禅密功手印,闭目,返观内视脊柱,认真体察脊柱上下的变化,坐了约10分钟,渐渐感到尾闾部酸沉,继而出现“光团”,上升至腰椎(估计在第4腰椎处),亮度突然增加,酸麻感加重,有触电感,约在此处停了1分钟左右,亮团不见,感觉消失。我睁眼看是515分。之后,我又闭目返观内视脊柱,再未出现亮团和酸沉感觉。

分析:可能宇宙场与我的生物场在相互“效应”时产生一种“特殊物质”,此种“物质”发光.能量很大。但在体内停留时间极矩,如冰雹掉进热锅。

四、大寒:87年元月20日,农历丙寅年十二月二十一日,2241分大寒。我和爱人于晚1030分在家盘膝打坐。方法同前。坐了约有10分钟,我感到整个腰部发沉发酸,越来越重,逐渐集中到脊柱的腰椎上,估计在第3腰椎处,突然象“打针”一样刺痛,又象“得气”一样沉麻胀串,从后腰串向小腹腔内,肠蠕动加重,有肠鸣音,持续约有1分钟才缓解消失。我让爱人看看表,她说:“是晚1012分”。我继续坐10分钟,再无其他感觉盘散后,爱人说:今晚打坐比以往任何一天打坐时腰部感觉都大,真是疼痛难忍。

分析:“大寒”在一年中是个最冷的节气。故当节气到来之时,与其对应的腰椎第3节感觉也最大,爱人腰部“疼痛堆忍”,是因夕/她的右腰部曾受过风寒。

五、立春:8724.农历丁卯年正月初七、1652分立春。下午430分,我在门诊室凳上端坐,结“手印”,方法同前。坐了一会儿,见一个“亮团”从昆间处冉冉升起。越升越亮,至上腰部,约在第2节腰椎处,顿觉酸痛串至右髓,至右1脚趾,停留片刻,“亮团”慢慢散开消失。睁眼看1表是下午417分,比日历所毅“立春”到来之时1提前5分钟。

分析气象台预报的立春时间可能有误差,时I间椎后至少3分钟此分析正确与否?有待验证。

总结:《修真全图》在人体的24节脊柱上,有序的标明天体的24个节气,这是古代修真之士通时长期修炼、仔细观察而发现的一条“天人相应”的客观规律,通过我一年来的印证发现,“天人相应”不是在节气的任何时候都有的,而是在特定的时间才会出现。(摘自《气功与科学》,作者:滕方。后文已失,从略)

这是什么?这是东方人独一无二的“内证实验”,这才是真正的生命科学探索!就认识事物的方法而言:东方人融于物中、西方人超然物外;东方人从内至外,西方人由表及里;东方人从本质看现象、西方人从现象看本质;这种差异,导致了东西方研究领域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东方人注重精神、西方人注重物理,二者原本各有所长,当相补充。可是,有人却总是举着科学的放大镜专照别人短处,当然,也就看不到自已的缺点了!

有人说过:对于生命科学的研究,西方人的实验室是设在屋子里的,而东方人的实验室是设在人体内的。人体本身就是最佳的天然实验室,其精密程度是任何事物都无法比拟的。

东方人具有含蓄而内省的民族特性,他们强调“自知之明”,即“生命之我从何而来?最终又要到那去?”他们在悟道之时,总是闭上眼晴向内“看”,在“物我两忘”的境界中,渐渐地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这种“融于物中”的认识事物的方法,使东方人更能够抓住问题核心,从本质的角度去看现象。所以,中医历千载而不变!而西方人则恰恰相反,他们总是站在事物的对立面去看问题,从现象看本质,所以“其路漫漫而修远兮,不得不上下而求索”!

千百年来,中国古代的先哲们,始终不懈的探索着生命的奥秘。许多修身养性之士,在“性命双修、神形俱妙”的境界中,不断的洞察生命的本源与真相。早在二千多年前,他们就发现了“经络”这一客观存在、却又潜在于无形的系统。它起着传递和调节生命的能量与信息的作用,它只存在于活生生的人体之内。因此,无论西医解剖学多么精细,也终究难以弄清其实质。

可以这样说:在物质领域,西方现代科学是遥遥领先的;而生命领域,东方人则掌握非同寻常的奥秘!当现代科学真正弄清“气、经络、心藏神”之类的概念时,将这不得不叹服中国古代先哲智慧之深邃!

中医,源于修真养性之士对于生命活的深刻体验和领悟。经过千百年来无数人的验证,逐渐成为一门独特的、拥有完善理论体系的生命科学。它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注,重人体各系统之间整体的协调与平衡,疗效卓著,故能历千载而不衰!

4、真理无非自然之理,有天地即有此理,科学只是探索真理的手段,不是控制真理的真主。

探索真理不同于追求时尚,时尚的东西总是越新潮越好,但对于真理而言,其价值就在于谁先发现。所以,中医“古老”并不等同于中医“落后”。由于认识方法不同,中医对于生命某些现象的发现(如经络)是远远超前的,时至今日,它的许多方面仍然处于现代科学的视野之外。不仅仅中医,世上还有许许多多的未解之谜,是不是凡是现代科学暂时还无法解的东西,就是不科学的呢?

中外科学家通过观察天体的运行、植物的生长、动物的生理结构以及人体的生命特征等发现,有一种螺旋式的宇宙场影响着地球上的万事万物,而这种螺旋式的、旋转的场性观察,我们似乎能从中国的古代文化中找到端倪。比如,中国的吉祥图案广泛应用云卷、万字、鱼肠、回文等,这些都是中国古人对“曲屈有情”、“曲则生吉”、“吉气走曲,煞气走直”的感知和认同。相应地,在风水学上也就有了“山环水抱必有气”的认知,其中“环”、“抱”就是山与川的曲。

由于风水学认为“气”是生发万事万物的根基,“有气”的地方才有希望,有希望的地方就是“吉地”,所以,风水实践的最终目的就是寻找能够聚集或生发“气”的那个地点。

精、气、神本是古代哲学中的概念,是指形成宇宙万物的原始物质,含有元素的意思。中医认为精、气、神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根本。在古代讲究养生的人,都把“精、气、神”称为人身的三宝,如人们常说的:“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神、气、精。”所以保养精、气、神是健身、抗衰老的主要原则,尤其是当精、气、神逐渐衰退变化,人已步人老年的时候就更应该珍惜此“三宝”,古人对这点非常重视。苟子认为:“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这里说明两个意思:一个是说要注意精、气、神的物质补充:二是强调不可滥耗“三宝”。

什么是精? 精是构成人体、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从广义上说,精包括精、血、津液,一般所说的精是指人体的真阴(又称元阴),不但具有生殖功能,促进人体的生长发育,而且能够抵抗外界各种不良因素影响而免于发生疾病。因此阴精充盛不仅生长发育正常,而且抗病能力也强。精的来源,有先、后天之分先天之精是秉受于父母的,它在整个生命活动中作为“生命之根”而起作用,但先天之精需要不断地有物质补充才能保证人的精不亏,才能发挥其功能,这种物质即是后天之精。后天之精是来自饮食的营养物质,亦称水谷精微.有了营养物质的不断补充,才能维持人体生命活动。古人云:“肾为先天之本,脾胃为后天之本。”所以说.人脾胃功能的强健,是保养精气的关键,即《黄帝内经》所强调的“得谷者昌,失谷亡”;古人云“高年之人,真气耗竭,五脏衰弱.全赖饮食以自气血”。故注意全面均衡营养的饮食,才是保证后天养先天的重要手段。《干金方》就说过:“饮食当令节俭,若贪昧伤多,老人脾胃皮薄,多则不消,彭享短气”,这样反不利于健康。怎样才算“饮食有方”呢?归纳前人经验,不外乎定时、定量.不偏、不嗜而已。只有在饮食得宜的基础上,才能考虑药物滋补的问题。服用补益药物时,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辨证施补”,不然也可能会适得其反。总之,合理的食补和药补对于身体的保养是很重要的。

什么是气? 气是生命活动的原动力。气有两个含义,既是运行于体内微小难见的物质,又是人体各脏腑器官活动的能力。因此中医所说的气,既是物质,又是功能。人体的呼吸吐纳,水谷代谢,营养敷布.血液运行,津流濡润,抵御外邪等一切生命活动,无不依赖于气化功能来维持。在《寿亲养老新书》中谓:“人由气生,气由神往.养气全神可得其道。”书中还归纳出古人养气的一些经验:“一者,少语言,养气血;二者,戒色欲,养精气,三者,薄滋味,养血气;四者,咽津液。养脏气;五者,莫嗔怒,养肝气:六者,美饮食,养胃气;七者.少思虑,养心气。”此七者强调了“慎养”:但由于气是流行于全身、不断运动的,所以人体也要适当地运动,促进脏腑气机的升降出入。才会有利于维持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所以古人提倡“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可使之极(过度)。”我国流传下来的多种健身运动及气功,就是以动养气的宝贵遗产。

什么是神? 神是精神、意志、知觉、运动等一切生命活动的最高统帅。它包括魂、魄、意、志、思、虑、智等活动,通过这些活动能够体现人的健康情况。如:目光炯炯有神.就是神的具体体现。古人很重视人的神,《素问·移精变气论》也说:“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因为神充则身强.神衰则身弱,神存则能生,神去则会死。中医治病时,用观察病人的“神”,来判断病人的预后,有神气的,预后良好;没有神气的,预后不良。这也是望诊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精、气、神三者之间是相互滋生、相互助长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密切。从中医学讲,人的生命起源是“精”,维持生命的动力是“气”,而生命的体现就是“神”的活动。所以说精充气就足,气足神就旺;精亏气就虚,气虚神也就少。反过来说.神旺说明气足,气足说明精充。中医评定一个人的健康情况,或是疾病的顺逆,都是从这三方面考虑的。因此.古人称精、气、神为人身“三宝”是有它一定道理的。古人有“精脱者死,气脱者死,失神者死”的说法,以此也不难看出“精、气、神”三者是人生命存亡的根本。

精气神理论是易学的基础理论,易学的所有知识都是在精气神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易学将物质分为精、气、神三类,分别对应于炁学的炁粒、炁流、炁体三炁物质。精又名精气、有、形、象、器、质、万物,气又名行气、五行气、五行、五气、炁、风、火,就是水、木、火、土、金这五种物质,神又名元气、道、易、无极、真气、正气、内气,神和气又合称为六气,也简称为气。六气物质就是虚物炁体,又叫做虚、无、无有、风水。

精气神三物都是气物质的产物,是气物质的不同的存在形态。易学的精气神理论指出:“气生精,精生气,精生神。聚津成精,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无生有,有归无。万物生于无有。道生万物: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易生万物: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事万物”,这些理论又叫做“六道轮回”理论,是关于六道物质(道、一、二、三、万物、行气,即炁体、炁子、量子、原子、分子、能量)的起源和演化规律的学问,其实就是炁学的三炁演化规律的学问:炁体(道、易)→炁子(一、太极、冲气)→量子(二、阴阳两仪)→原子(三、八卦)→分子(万物,六十四卦),炁子到分子是组成实物的物质,都会产生炁流——能量(引力能和斥力能,阴阳二气),四象为离子物质(例如:Na+Cl-NH4+OH-四类离子)。古人以气为手段对宇宙间的一切事物进行了气学分类,形成了易学。易学以阴阳二气阐述一切的科学方法论,同现学以引力和斥力(吸引与排斥、收缩与膨胀、矛盾)阐述一切的科学方法论在科学原理上是完全一致的。

易学阐明了精气神三物相互转化的机理和条件等问题。神又名无极,是无极限的意思。神充满了整个宇宙空间,意味着神无限多,太空无限大。无限的东西只可能是天然存在的,不是被创造出来的。这是易学所隐含的宇宙规模和宇宙起源理论。神形成经络穴位系统,由经络穴位理论和风水理论阐述。

气是易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气就是阴阳二气和五行气,也就是能量流,是神的流动形态和现象。精生气,气(行气)是精体物质(精气)吞吐神物质(元气)形成的神的流动现象,另外,精体瓦解时,精物质就变成了气物质。我们已经证实,任何物体都会不停地产生引力能和斥力能(辐射能)。引力能就是阴气,斥力能就是阳气,阴阳反映了力的方向。五行气就是水、木、火、土、金这五种物质形态,反映了力的大小。神是气的源泉,故有元气之称。六气物质形成了经络穴位系统,气总是沿着经络通道流动和传播的,其传播过程遵循能级简并定律,用易学的话说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同类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等理论。起决定性作用的气叫做用神,是主要矛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用神是易学的重要概念。易学经常把气现象人格化、拟人化,用人格化的语言代表气现象,这是易学的语言风格,形成了神煞和鬼神理论,在易卜书里随处可见。神为阳气的代号,鬼煞为阴气的代号。

气分阴阳二气,又分为五行气,加上静止不动的气(元气,神)合为六气。阴阳五行之气共为十气,加上元气的两种状态(大气之气和经络元气,即自由之气和极化之气),共十二气。这就是易经力学设置十干和十二支的物理学本义。十二气是纯气的全部种类。精为实物属阳,气为虚物属阴,阴阳合一成为有生命力的新的精体。

中医有着一套独特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阴阳五行学说、脏象学说、气血津液学说、经络学说,以及八纲辩证、六经辩证等。而这些学说和理论始终贯彻着既对立又统一的阴阳理论,是古代朴素的唯物观和辩证法的统一,包括天人合一、五脏一体、形神统一的不可分离的整体观念。因此,阴阳学说是中医的灵魂。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实质研究了生命物质与能量来源的问题,揭示的是“万物生长靠太阳”这个公理。

质量守恒定律在这里得到了完整的表达: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五行这种单向顺时针循环相生,就是物质是不灭的规律:物质只能由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而存在,物质是不灭的。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五行以五星交叉单向循环相克的形式去抑制相生的,这说明五行相生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质变不是瞬间的转变,而是在能量和质量同时积累到一定的数量时才能发生。所以量变和质变的哲学理论又在这里得到阐述。相生相克关系异常变化,就是五行相乘相侮,这是因为五行所需要的能源出现问题,即阴阳失衡,能量过多或不足。

易、道、医、科学,宇宙真理无苍桑!虽然殊途同归,但选择的道路不同,所见到的景象就有可能完全不一样。不要以为,只有自已的经历才是一种传奇,而别人经历只是一种传说。

二、儒、释、道、易与人文、----医存仁爱与勇强

就知识概括的层次而言,哲学高于科学。台北哲学家邬昆如用“定位宇宙、安排人生”八个字来形容哲学的价值。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有一本哲学专著,书名就叫《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台北哲学家李震援引托玛斯·阿奎那的观点,把知识分为由低到高的五个等级:感观知识、经验知识、技术知识、科学知识和形上学。形上学是哲学的核心,哲学便理所当然地位居“由低到高”五个知识等级的最高层次。所以“哲学是科学的科学”,这一说法在中华文化圈内早已耳熟能详,其原因就在这里。

编者按:中医的发展问题是现代性的,也是历史性的,是内在于传统的历史性演进。面对一百年来中医发展的种种困惑,中华中医药学会李致重教授就中医是什么、是从哪里来的这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以及如何理解科学、如何看待哲学、医学家面前的人究竟是什么、如何在比较中把握中医的本质特点、如何在中医研究中理解和遵循名与实的关系与原则等问题进行了思考。从本期起,本版将其对这些问题的阐述分期刊登,欢迎读者就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06年第6刊登了笔者“中西医之间的公理性原则和人类医学革命”一文,介绍了关于中西医比较研究的部分结论性观点。其后,也引来了一些讨论。

中医的发展,不是简单的行政决定问题,而唯长官意志则更为有害。讨论中医的发展,应当从时代性、学术性着眼,把它作为一项严肃的科学学、软科学研究课题来对待。就时代而言,首先要克服外来的近代科学主义,中医自身的哲学贫困和新形势下的文化专制倾向;就学术而言,首先要厘正中医的科学定位和中西医的相互关系。面对中医发展这一课题,笔者在中西医比较研究中,相继经历了“两次聚焦”:第一次聚焦,是超越中西医各自的技术和经验层面,直接从两者的基础医学,即科学理论层面做比较。第二次聚焦,是把中西医放在东西方科学史和哲学史的整体框架内做比较。当把焦点凝聚在东西方科学史、哲学史的源头上的时候,令人不无兴奋地发现,在中医的科学定位和中医发展上的困惑,其实是哲学源头上不辩自明的两个公理性、常识性问题。为此在“中西医之间的公理性原则和人类医学革命”一文之后,有必要从科学、哲学、人、中医、名实等五个方面,再做一些补充说明,并与学术界同仁共同讨论。

1、科学一词的来历与含义

“科学”一词是当代使用频律最高的词汇。在讨论中医“科学”还是“不科学”的时候,首先必须厘清“科学”一词的来历与含义。

在希腊,“科学”最早的含(义即知识(episteemee)亚里斯多德在《形而上学》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便是:“求知是所有人的天性,对感觉的喜爱就是证明”。苗力田在翻译亚氏《形而上学》一书的序言中进一步解释说:“科学是目的不是手段”,是“关于永恒和必然的认识……知识也就是科学”。在中国,《礼·大学》里说:“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格”,量度、规模之意。《文选·鲍照(芜城赋)》有云:“格高五度”。李善注引《仓颉篇》解释说:“格,量度也”。基于这一解释,“格物”,即对万事万物分门别类地进行比较、鉴别、量度的意思。对于“致知”,朱熹解释说:“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由此可以说,《礼·大学》的表述与亚里斯多德的思想,是极其相似的。所以清代末年,当科学一词尚未在中国出现之前,对外来的声、光、化、电之学,皆译作格物致知,或者格致之学。

中文里的科学一词,可谓“出口转内销”而来的。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西方学术蜂拥东进。日人福泽瑜吉先生从“分科之学”的意思出发,把融入日本文字的科与学二个字组合在一起,于是日文中始有科学一词。后来,康有为首先把科学一词,引入了中国。1893年在他翻译的日本书目中,让国人第一次见到了“科学”。接着1896年严复在翻译《原富》一书时,将过去译作格物致知的地方,全部改为科学。所以,科学一词源于中国文字,渗透着日本人的智慧,然后回到了中国,成为今天社会上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词汇。

由此可见,科学一词的含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概括:如果从科学一词的本意上讲,科学就是知识,知识就是科学。如果从福泽瑜吉首创科学一词的意思,科学是分门别类之学。如果按照前面提到的苗力田的说法,即“科学是目的不是手段”,是“关于永恒和必然的认识”,那么严复关于“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之说,是近代中国人关于科学与技术这两个词的最好解释。如果综合上述意思,再结合英国人罗素关于科学是“确切的知识体系”之说,那么科学的定义或解释应当是:科学就是确切的、系统的、分门别类的、理论性的知识体系。

在此前提下,关于全部科学的分类,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1、大而言之,科学涉及自然、社会、生命、思维各个领域;2、细而言之,“世界上有多少可定义的研究对象,就可能产生多少种科学”

2、科学就是知识,知识论是哲学的入门,形上学是哲学的体,伦理学是哲学的用,医学是哲学的大用。

在自然界里,因为有一部分事物(也可以说是“物之事”)人们是没有办法,或者不必要对其进行解剖分析的。因为人们所能见到的,或者只需要观察的,只是其运动、变化的过程。而另有一部分事物(也可以说是“物之质”)人们是可以打破原有的存在形式,对其进行解剖分析的。这时人们所见到的,则是其内部的结构及其功能。基于这两种客观实在,自然科学领域也可以再分为两大类:1.以“物之事”的运动、变化过程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2.以“物之质”的形态、结构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

前者以哲学的观念与方法为指导,从观察自然界“物之事”运动、变化的现象(亦即状态、信息、物候、证候等)起步;后者以近代物理、化学的观念与方法为标准,从认识自然界每一具体“物之质”的形态与结构着手。

这里借用《周易》关于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意思,并联系《形而上学》关于“形质论”的说法:前一类自然科学是研究事物“形上”属性或者“原形”特性的科学;后一类自然科学是研究事物“形下”特点或者“原质”特性的科学。而在形上或原形、形下或原质这两大类自然科学之内,各自又包括了许许多多自成体系的具体科学。这方面的例子俯拾皆是,此不赘述。由此可见,讨论科学的问题,首先必须有清晰的科学分类的概念。

近代有一种习以为常的偏见,即把科学一词当成了近代研究“物之质”的形态与结构这一类自然科学的专利,或者把科学一词当成“研究事物形下特点或者原质特性的科学”的专利。这是对科学分类的概念不清的缘故——讲到科学时,头脑里好像只有近代物理、化学的观念与方法基础上的科学。这种偏见在当代社会上习以为常,而且表现得十分固执,有时甚至连科学一词的本来的含义也不顾了。这是十分有害的,值得当代人们高度地警惕。

弗朗西斯·培根(西元1561-1626)是近代科学上归纳法的宣倡者。归纳法与演绎法是相互并列的两种逻辑方法,近代物理学、化学的研究方法,基本是归纳法。归纳法,即还原性或者分析性方法。19世纪的马克思充分肯定弗朗西斯·培根在近代科学上地位,并把培根奉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今天看来,培根所处的时代,是人类科学发展史上演绎法源远流长,归纳法显现光彩的一个特殊时代。所以培根关于人类科学知识的分类,尤其值得当代的人们重视和回味。那时候,培根将科学知识大体分为三类:1.记忆的科学:历史学、语言学等;2.想象的科学:文学(诗歌、小说)、艺术等;3.理智的科学:哲学、自然科学等。

显而易见,培根并没有像近代人那样,只把归纳法前提下的近代自然科学视之为科学,而是把历史学、语言学、文学(诗歌、小说)、艺术、哲学等,统统包罗在科学范畴之内。这一分类虽然尚待完善,但是对于今天而言,培根的分类基本上是客观的、全面的,应当予以肯定。

其实,自古至今的自然科学,并非近代物理、化学的绝对领地。倘若因为近代物理、化学给人类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物质文明,便一意孤行地将其视为一切学科的至上信条或惟一标准,那就犯了近代科学主义的错误。这一错误在当代医学领域里表现得十分突出。为此,应当引起中医界的高度重视

知识论是哲学的入门,形上学是哲学的体,伦理学是哲学的用。据此可知,形上学可称之为哲学的核心、哲学的皇冠。所以提到哲学,便不能疏忽形上学。从亚里斯多德那时起,形上学主要包括和讨论的内容有:万有(天地间自然而然存在的一切事物)的先在性、单一性;界定万有的第一原理(同一律、排中律、矛盾律);万有的真、善、美原理(名实相符之谓真,物之所欲之谓善,物之自然悦目之谓美);事物的现实与潜能原理;事物生成、变动的因果律等。基于形上学讨论的内容,我们可以说:形上学不仅是关于哲学的哲学,更是思想的思想,逻辑的逻辑;倘若从知识论的角度上讲,形上学则应视之为思维的法律。因此,台北哲学家曾仰如在其《形上学》一书的导论中强调:“形上学是一切学问的基础。学问的巩固性、普遍有效性、合理性及确实性全基于形上学。是以形上学一被忽略、藐视,学术的进步及真理的揭发就无形中大受阻碍,人类的推理能力也普遍地趋于薄弱,知识界也将变成混乱不堪。各学科所研究的对象、范围也认识不清,因而在学术界里常有越俎代庖之事的发生。”相信任何人认真学过形上学之后,必将会对于曾氏的感慨,产生震撼心扉的共鸣。

3、“人”,这是哲学的根本出发点,也是哲学的最终归宿。

1)、以哲学的范围而言:哲学是以人为中心,研究人与自然、社会、思维的关系以及人生意义的学问。

2)、以哲学的功能与目的而言:哲学中的社会与思维领域,全部是以人为中心的学问;哲学中的自然领域,基本上是人化了的自然——因为人的能力所能了解到的自然,即以人为中心的人化了的自然。

3)、.以哲学研究对象的特点而言:哲学所研究的,是以天然存在的万事万物为其对象的;万事万物呈现给人的根本特点,是不断的变易;而事物的变易,正是生命的本质属性。

将以上这三个方面的意思加以概括,可以说,从哲学的根本意义上看,哲学就是生命哲学。而生命哲学,就是广义的生命科学。《周易》的“生生之谓易”如此,亚里斯多德、托玛斯·阿奎那的生成、变动皆如此。法国的本格森极力倡导生命哲学;台北的邬昆如说,哲学就是人学;而台北的罗光更将他的哲学专著,命名为《生命哲学》。

4、医有中医与西医之名,用无中西之别,医存仁爱与勇强,相得益彰。

由此可知,无论中医还是西医,有两点是无可怀疑的:其一,所有医学家都是研究和服务于生命的,这就注定了医学家决不能疏远以生命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其二,一切医学家首先必须全面回答的天字第一号的哲学问题,即“人是什么”。否则,无论中医还是西医,都将无法准确定位本学科具体研究的层次、角度、对象。

笔者在《中医形上识》里提出,包括中医与西医在内,医学家面对的人,大体有七方面属性或特点:

1、自然属性的人;

2、社会属性的人;

3、精神情志属性的人;

4、人的整体状态的特点;

5、人的组织器官层次的特点;

6、人的细胞层次的特点;

7、人的分子层次的特点。

因此从研究对象来说,中医主要研究了前四方面形而上的属性或特点,西医生物医学主要研究了后三方面形而下的特点。

按照亚里斯多德、托玛斯·阿奎那关于“人是理性动物”的定义,人可以从四个层次来理解:

1、人是实体的物;

2、人是有新陈代谢能力的生物;

3、人是生物中的动物;

4、人是动物中唯一有理性的高级动物。

同样从研究对象来看,西医的长处主要表现在第一个层次,中医的长处表现在后三个层次,突出的成功当然集中在第四个层次。

迄今为止,近代物理、化学的辉煌,基本上定位在非生命领域。而把物理、化学的观念与方法引入生命领域的西医之中,其最大的成功是揭示了构成人的“物之质”层次上的奥秘。尽管西医借助物理、化学方法可以把人解剖到组织器官水平、细胞水平、分子水平,但是在层层解剖的过程中,人在活的整体状态意义上的生命和思维,统统不存在了。尽管组织器官、细胞、分子的所见也是广义上的生命,但不能将其等同为天人相应的、整体系统的、动态平衡的,确切地属于动物灵长目之中的“人”。更不容忽视的还在于,西医不仅不能用零散的细胞组装成一个整体状态的人,而且就连用几个基因片断连接出一个最简单的病毒,西医也做不到——它虽然可以把人肢解为各个层次的片断,却未能揭示出由片断连接成人的真正原因,更未能阐明全部片断与整体之间复杂的因果关系。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人类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绝非物理、化学独占的领地。不言而喻,以人的“物之事”层次的形上性的中医,非存在不可。

一门科学是否成熟,以下三条,缺一不可。

1、特定的研究对象;2、特定、有效的研究方法;3、独有的概念范畴体系这三条,中医都具备了。

与西医不同的是,中医是以整体层次上的证候为对象,以建立在哲学和系统论原理基础上的阴阳五行为方法论,所形成的以藏象经络和病因病机为核心的基础理论体系。笔者在《中医形上识》中,对中医和西医生物医学的定义是这样概括的:中医学是研究证候及其变化规律而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如果把研究方法也包含进去,中医学则是以阴阳五行学说的理论、方法研究证候及其变化规律而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如果从哲学和现代系统科学的角度上说,中医学是以哲学和系统科学方法研究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同书对西医生物医学的定义是这样概括的:以还原性科学方法,研究人的器官、组织、细胞、分子层次上的结构与功能,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后来在“中西医之间的公理性原则和人类医学革命”一文中,又对中医的科学定位补充解释说:“中医是哲学和系统论原理孕育的医学科学。”

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巨著《黄帝内经》,对其所建立的医学理论体系是充分肯定的。比如,该书在“阴阳应象大论”里说:“论理人形,列别藏府,端络经脉,会通六合,各从其经;气穴所发,各有名处;豀谷属骨,皆有所起;分部逆从,各有条理;四时阴阳,尽有经纪;外内之应,皆有表里”。

德国汉学家M·波克特指出:“中医是成熟的科学,而且在两千多年前就达到了成熟科学的水平”。这句话,丝毫没有错。否则,经无数医学家之手,历近千年之努力而形成的《黄帝内经》,是不会用“各从其经”、“各有名处”、“皆有所起”、“各有条理”、“尽有经纪”、“皆有表里”如此坚定、明确的语词,作自我肯定的。《黄帝内经》之后,中医两千多年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这里结合本文以上各节的讨论,对于中西医之间的共同之处与不同之处,再做一些进一步的概括。中西医之间的共同之处,可以概括为三点:

1、中医与西医皆是科学,皆有确切、系统的、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概念(范畴)体系;

2、两者所面对的,皆是人的生命过程中的客观实在;

3、两者的医学目的(或服务的对象)皆是人的健康与长寿,这个“人”皆由形上(或原形)、形下(或原质)两方面特性相合而成。

中西医之间的不同之处,可以概括为五点:

1、就研究对象而言:中医研究的客观实在是“物之事”运动、变化的过程,或者“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整体,故着重于生命过程中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映状态。西医研究的客观实在是构成人的“物之质”的形态与结构,或者“整体等于部分之和”的各个部分,故着重于生命过程中整体层下的结构及其功能。

2、就研究方向与方法而言:中医是朝着形而上的方向进行探索,着重运用了系统(综合)性的研究方法——把“人”视之为因天道生成的“天然之物”,从整体层次上的“物之事”出发,一步一步地探求其形上性的生成、变化的原理和规律;西医是朝着形而下的方向进行探索,着重运用了还原(分析)性的研究方法——把“人”视之为可以主观地拆开与组合的器具,从整体层次下的“物之质”出发,一层一层地探求其各个细节的结构以及功能。

3、就各自理论体系的形成以及概念、语词的逻辑学特点而言: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着重运用了综合—演绎的逻辑方法,其名词术语基本上属于抽象概念(或类比概念),以“像什么”来揭示其概念内涵;西医理论体系的形成着重运用了分析—归纳的逻辑方法,其名词术语基本上是具体概念(或实体概念),以“是什么”来揭示其概念内涵。

4、就科学的一般性分类而言:中医属于哲学体系之下的医学科学,或者哲学与系统论原理孕育下的医学科学;西医属于物理学、化学体系之下的医学科学。

5、就中、西医以上四条“不同之处”而言:这两种医学是科学范式彼此不同的医学体系,在基础理论上,彼此是不可通约性的关系,在医疗实践上,彼此是并存、并重,优势互补的关系;两者之间绝不是一者轻、一者重,一者古、一者新的关系,也不是一者落后、一者先进,一者科学、一者不科学的问题。

以上所讲的“中西医之间的共同之处”与“不同之处”,当属于从不同角度上对中西医科学定位的总结和概括。

18世纪的哲学家康德针对自然科学忽视形上学的问题时强调说:“自然科学以形而上学为先决条件”。19世纪的哲学家黑格尔幽默地说:“一个有文化的民族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他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被当代扭曲了的“中医”,不论你讲得多么“富丽堂皇”,其实恰似“没有至圣的神那样”。所以,中医当前的最大危险是:本性上属于形上性科学的中医,疏远了哲学,偏离了形上之思,便丧失了中医的方法论;而丧失了方法论之后,中医的研究对象便被忽视、被丢弃了。因此“中医我是谁,我是从哪里来的”这两个基本的学术问题,便说不清、道不明了。由此可见,造成当代中医困惑的真正原因,全在于“疏远了哲学,偏离了形上之思”这一条总根上。

中医确实走向了衰落,但这不是中医的错,而是政策导向的问题。中医原本是一匹千里马,无奈遇到一个愚蠢的马夫,将它折磨得瘦骨嶙峋、奄奄一息!

5、儒、释、道、易与人文,医存仁爱与勇强,实附其名

人类文化科学的发展,先后曾经出现过两次高峰。两次高峰的主要特点是:

1、第一次文化科学高峰在春秋秦汉之际,第二次文化科学高峰在欧洲文艺复兴以后。

2、前者是研究“物之事”形上属性的科学为代表的时代;后者是研究“物之质”形下特点的科学为代表的时代。

3、前一个时代以哲学的成功为标志;后一个时代以物理、化学的成功为代表。

4、前一个时代使人类的精神文化产品空前丰富;后一个时代使人类的物质文化产品登峰造极。

过去人们常说,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据三者之分。后世面对第一次文化科学高峰的产品时,对其义理、文章的传承,考据之学(包括疏、注、笺、证)至关重要。然而,考据之学不仅仅是文字训诂、版本和语词校勘上的功夫,更需有深厚的文化、历史、哲学的功夫。因为考据的目的既然在于对义理、文章的传承,那么考据的任务首先是忠实义理、文章内在的名实关系,以揭示和阐明其本来的宗旨。这一根本目的和任务,是不可疏忽、不容动摇的。

“实”,指的是所研究的客观实在以及研究者对它的认识;“名”,指的是研究者用语词(概念)对客观实在所做的描写或表述。可见名与实的关系,即语词(概念)对所研究的事实以及对其认识的反映。联系到科学研究的全过程,名与实的关系可从以下五个层次加以解析:

1、科学研究的事实(或对象)

2、研究者的思考(或研究)

3、由研究而产生的思想成果;

4、借助于文字、符号、语言;

5、形成表述该思想(或学说)的概念(范畴)体系。

此五个层次中,前三者属于实,后二者属于名。

庄子曾经说过:“名者实之宾也”。就是说,实为主,名为宾;概念借助语词而形成,所以由语词形成的概念,必须准确地反映事实以及研究者对事实的认识。

名与实的问题,是中国名家所研究的学问,也是中国哲学的内容之一。它与现在的某些逻辑学思想相似。所以,对历史文献的名实关系的考证,就是对义理、文章的阐述和解释的重要一环。尤其对于第一次文化科学高峰时期的以哲学为基础的义理、文章,考据者不仅要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字语言功底,更要通晓道家、儒家、阴阴家、名家、墨家、法家等先秦诸子。也就是说,在哲学上具有广泛、坚实的基础者,才是考据以哲学为基础的义理、文章的胜任者。由此我们不难明白,对第一次文化科学高峰产生的中国古籍的考据,是一种极其重要而又十分难做的大学问,非一般人或哲学贫困者所能为。历代注释《黄帝内经·素问》者近两百家,而备受推崇者不过王冰、张景岳等几人。这一事实,也证明了我们在这里所讲的道理。

清代康熙时,大兴文字狱。时至乾隆、嘉庆年间,考据之风甚盛。然而在此期间,重名轻实的考据,即由语词到语词、由概念到概念的考据屡见不鲜。重视小学功夫、轻视哲学审思,也就成为乾、嘉王朝以后国学考据中的普遍倾向。中医近代的衰落,尽管原因很复杂,但是因为这种重名轻实的考据学风而形成的国学大师贬国学——自己人打自己的悲剧,尤其令人尴尬难堪,心痛欲碎。其中最典型的人物,当推俞樾(1821-1907)与章太炎(1869-1936)师徒二人。

俞樾与章太炎,都是清末民初名声显赫的国学大师。他们的文字语言学的功底很深,考据方面的著作不少;因为曾经参与朝政或者其它政治活动,所以他们的社会影响远较一般人大很多。他们虽然不是专业中医学者,但是凭借从语词到语词、概念到概念的考据习惯,在中医方面各有专论。俞樾1879年撰有《废医论》(见《命搂杂纂》),章太炎后来也撰有《章太炎医论》(原名《猝病新论》)。他们将从阴阳五行,到以藏象为核心的中医基础理论一概否定,成为由近代国学大师敲响中国中医丧钟的代表人物。今天看来,出现这一国学大师贬国学的原因,大体有三:其一,对中医的理论知之太浅,其二,对传统的哲学过于贫困,其三,对新来的西医太多迷信。

在解读俞樾与章太炎二人从语词到语词、概念到概念的所谓考据之前,这里首先就中西医的名、实、方法论,做一些简要的比较和说明。

中医研究的对象是形上之人,通过证候,把人的自然、社会、精神情志、整体状态的诸般形上属性,尽收眼底——这是中医的“实”。以藏象经络和病因病机为核心的概念(范畴)体系——这是中医的“名”。以中国哲学为基础的阴阳五行——这是中医的“方法论”。其中的五行,是世界上最早的,希腊原子论、四之素说不可企及的,具有中国原创特色的一般系统理论模型。这也是西方不可能产生中医理论体系的根本原因。

西医研究的对象是形下之人,通过解剖,把人在组织、器官、细胞、分子层次上的诸般形下特点,尽收眼底——这是西医的“实”。以生理、解剖、病理为核心的概念(范畴)体系——这是西医的“名”。以近代物理、化学为基础的观念与方法——这是西医的“方法论”。

可见,两种医学体系的名、实、方法论,各不相同。所以考据时必须以各自的实与方法论为基础进行,才能真正理解其名所代表的义理、学问的含义和宗旨。

俞樾在其《废医论》以名代实的考据时,并不通此理,而且他简直是在倚老卖老、强作权威、捕风捉影。比如,他依据《周礼》里讲医卜并重,而以后世卜渐灭而医渐盛的现象,提出“卜可废医不可废乎”的质疑。又如,他依据《黄帝内经·素问》在“移精变气论”里“古无医也,巫而已矣”的只言片语,又据《世本》等书中巫医并称的说法,提出“古之医巫一也,今之医巫一也,吾未见医之胜于巫也”的判断。再如,他不顾历史与专业学术上的原因,搬弄《周官》、《黄帝内经·素问》、《史记·扁鹊传》在具体脉学上的不同说法,贸然提出“昔王充做《论衡》有龙虚、雷虚诸篇,曲园(注:俞樾的别号)先生本此而做脉虚之篇,脉虚之篇成,而废医之论决”。

章太炎在他的《医论》中,对中医的实和方法论全然不顾,把目光盯在语词、概念和一些枝节上。他虽然算不得什么近代科学主义者,却完全以西医为标准来论说中医。他把“经脉”等同于“血管”,把“三焦”等同于“淋巴腺”,把“阴毒”等同于“鼠疫”……他把矛头直指中医的藏象理论,提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因而批评《黄帝内经》和《八十一难》说:“所说脏腑部位经脉流注,多与实验不相应”;“五行比傅者,尤多虚言”;“五行五运不可据也”……他不懂五行是建立在哲学基础上的一般系统理论模型,反而误认为中医的藏象是“五行比傅”。其实在这里,用西医的语词、概念来“比傅”中医的,恰恰正是他自己。这种置研究对象与方法于不顾,违背名实关系,从语词到语词,从概念到概念的考据,显然是对中医理论体系的歪曲和篡改。

发生在俞樾、章太炎师徒二人身上的国学大师贬国学、自己人打自己的悲剧,决不是偶然现象。他们二人在国学领域和政治场面上的双重影响,大大地助长了近代中医学术研究中舍本逐末、弃中从西、名实颠倒、偷换概念,甚至狡言的颓废学风。一百年来,这种学风在学术界有增无减,使中医长期陷于兴衰成败的危机,至今仍然难以自拔。

基于上述,我们应当看到,中医兴衰成败的危机,实质上是对中医自身的科学体系存与废、兴与退的问题。形成这一危机的根源,外来的因素固然不少,但决定性的因素还在于内部。除了中国传统文化式微的时代因素之外,尤其值得质疑的不是中医理论自身的科学性不足,而是当代中医学术界的知识结构不够合理,理论思维基础薄弱。俗话说:“不是中医自身学术不行了,而是中医队伍的学术水平不行了”。这一点是社会上一切关心中医学术发展的人们,应当高度重视而又不容混淆的问题。

三、医与易,实俱足金光与色,要发挥,方放光热与异彩。

中医胸有宇宙,西医目无全人----凭什么要让中医去做西医理论体系的“洋奴”!科学界的权威!钱学森曾经说过:西医处于幼年时期,再有四五百年才能进入系统论,再发展四五百年才能发展到中医的整体论!(钱学森言外之意就是:西医算个粪?!要发展到中医的整体论,你西医得再学习1000!虽然我作为理性的中国人不想讽刺西医,但是我也得尊重科学权威学术观点!)钱学森预言:"21世纪医学的主宰者是中医中药"。而论坛里,那些辱没中医不科学的反华小丑们,论西方科学,你们比不上钱学森有科学权威,论东方易学,你们连《周易》都不了解,你们有什么资格在论坛里否定中医、污蔑中医不科学呢?狗叫之声唱不了昆曲,难道就是昆曲不优美吗?牛顿力学解释不了相对论,难道就是相对论不正确吗?西医的理论体系解释不了中医,难道就是中医不科学吗?事实上,这恰恰宣告了西医理论体系的无能!狗叫之声自然是唱不了昆曲的,要想唱好昆曲,论坛里的反华小丑们,你们得老老实实的在论坛里学说人话才行!

中医源于道,医道同参,相互为用。中医的理论体系源于《易经》,中医把人体同天地万物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中医胸有宇宙,西医却目无全人,西医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已。中医的理论来源:“易”,为上日下月的象形,考察的是天地之间、日月系统之内的万物与人事规则。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中通万物之情,囊括了星象、历法、天文、堪舆、数学、医药、儒理、老庄等。即便是洋奴引以自豪的现代西方科学,其思想也大都受《易经》启发。现代一系列最有影响的西方科学家的欧洲思想渊源,都通向莱布尼兹,而莱布尼兹的思想大都来源于《易经》(莱布尼兹从20岁起直到逝世为止,终身都是中国学术的爱好者,特别是对《易经》理数象的研究,莱氏从六十四卦图中惊奇地发现了从630的二进制数字。1703年莱氏发表了“谈二进制算术”的论文。)离开《易经》、离开道家去解释、发展中医理论都是缘木求鱼的做法。为什么中医理论近千年没有太大的发展,一方面,中医理论体系在固有的理论体系内是成熟的,没必要按照你西医的理论体系去重新解释!另一方面,中医理论的停滞,是在佛教传入中国、道教衰落才开始出现的,要发展中医理论,我窃以为相应的须普及《易经》理论并相应发扬道家文化!

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不须由别的文化来推导或证明,历史上,中医从未以自己为标准去抨击其它医学(尽管这样,历史上与中医学同时期的其他几支医学文化都早已堙没!唯有中医学能长盛不衰!)每个民族都有为了自己文化的存在而排斥外来文化的本能,而为了自己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又都有了解和研究外来文化的欲望。这是一个辩证的统一。力求民族文化的存在和发展是目的,研究外来文化,吸收其优秀部分则是手段。研究外来文化必须坚持自己的特点,用自己的尺度去寻找那些适合自己特点。那种“反客为主”,热衷于被外来文化研究,沾沾自喜于被外来文化证明,是举手投降的典型洋奴做法!

以科学哲学的视野和文化多元的胸怀,认识和拥抱中医。正如曾仰如先生说的那样:“形上学是一切学问的基础……形上学一被忽略、藐视,学术的进步及真理的揭发就无形中大受阻碍,人类的推理能力也普遍地趋于薄弱,知识界也将变得混乱不堪。各学科所研究的对象、范围也认识不清,因而在学术界里常有越俎代庖之事的发生”。曾先生的话,有益于人们理性地反思当代的中医,有益于人们自觉地克服外来的近代科学主义和中医自身的哲学贫困。

实事求是地理解、把握中医的科学发展观,防止告别中医自身历史与科学传统的危险。我国“科学发展观”的国策,其核心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文化、科学的发展,也必须坚持这一国策所倡导的态度和原则。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它既是现代的,也是历史的。归根到底,是内在于传统的历史性的演进。所以,“内在于传统的历史性的演进”,这就是文化、科学领域的“科学发展观”。同样,它也是中医学术与事业的“科学发展观”。中医学术的发展与创新,不可能告别自身的历史与科学传统。而告别中医自身历史与科学传统的时候,就是将自身“连根拔起”,走向衰落、灭亡的时候。在倡明“科学发展观”今天,这一点人们尤其要时刻牢记。

全面、深刻地检讨昨天,果断、彻底地跨越近代中医的“百年困惑”,将中医从根救起。欧美文化中心论、近代科学主义,与国人忽视、歧视优秀传统文化的陋习相互交结,构成了一种时代性、社会性的,既盲目而又下意识的文化专制倾向。在研究历史悠久的事关中医发展的科学学、软科学问题时,我们应当懂得:欲知中医的今天(现状),则须知中医的昨天(近代);欲知中医的明天(未来),更须知中医的前天(源头)。对于近代科学主义、哲学贫困和文化专制倾向困扰下处于“百年困惑”的中医,首要的任务是全面、深刻地检讨昨天,果断、彻底地跨越近代中医的“百年困惑”。只有这样,才可能实事求是地对待前天,客观真实地认识今天,理性明智地展望明天。倘若拘泥于近代和现状的表面,主观上尽管希望将中医“从根救起”,但是因为出发点或起跑线的迷失,终将人财两伤、事与愿违,使中医滑向“连根拔起”的覆辙。近代在这方面的教训很多很多,值得人们冷静审思。

中医的软科学、科学学研究,必须以中医自身的科学原理为基础,从中医的科学定位研究为起点。软科学,一般指的是关于决策与管理的科学;科学学,即研究科学发展的科学。不言而喻,中医的科学学研究是中医软科学研究的前提;中医的科学定位研究是中医科学学研究的依据。在中医学学、中医软科学研究的时候,对于中医步入成熟科学以来的历史,我们要虔诚地尊重,认真地学习,深入地研究,小心地求证。在回答“中医我是谁”的时候,也要懂得“西医他是谁”;在回答中医“我是怎么来的”时候,更要懂得西医“他是怎么来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真正的,对未来有指导意义的中医学学、中医软科学研究的成果,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中医决策与管理的科学化,确保中医按照自身内在科学规律走向复兴,并不断健康发展。

附录一:阳光中医全科医业学术主攻方向:

------------阳光中医全科医业倡导者甘丽荣(原创)

阳光中医全科医业致力完善中医基础理论体系,为中医的发展打好坚实的基础,破解与完成中医统治理论(三才之道)、统治方药(王道之药),合订、再验、增效专病专方,为中医的走出困境开道,备足弓矢,开创中医全科阳光之路!!!!!!!

附录二:阳光中医全科医业方药说明写法透解:

------阳光中医全科医业倡导者甘丽荣(原创)

一、展示医易汇通在中医理、法、方、药体系的大用。

二、展示中医医与药密不可分与医药结合的实用价值,有利中医药知识的普及与发挥。

三、展示方药的特效与临床经验方案的灵活,体现阳光中医全科的特色,为中医药的传承提供完善实用的模式。

四、展示民间特效方药是由正统中医理、法、方、药与特效草药的有机结合的结晶,与民间中医力鼎民族医学之大梁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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